男子与俩卖淫女发生关系，一卖淫女遇检查转移楼层坠亡，法院判了

男子与两名卖淫女发生关系后，其中一名卖淫女因逃避检查转移楼层时不幸坠亡，法院对此事进行了判决，此案涉及性交易和人身安全问题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，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，维护了社会公正和法治秩序，提醒人们要遵守法律法规，远离非法交易，注意自身安全。

一场发生在西安灞桥区高层公寓里的有偿性交易，最终以一条生命的意外陨落和两份赔偿判决，将“违法行为中的责任划分”这一话题推到公众面前。2023年底，男子鱼某在参与有偿性交易时，因突遇检查，提供服务的女子柴某试图从12楼阳台转移至11楼避险，却不幸坠亡。此后，柴某家属将鱼某及交易介绍人刘某告上法庭，2025年10月10日，一审判决结果出炉，两人需共同赔偿家属超33万元，这起案件也随之引发多方讨论。

时间回到2023年12月21日，鱼某通过网络添加微信联系上女子刘某后，按照对方的指引，来到灞桥区某高层住宅楼下。进入房间后，鱼某先与刘某发生有偿性交易，并支付了850元费用。交易过程中，刘某又主动向鱼某推荐了女子柴某，称可提供同样服务，鱼某表示同意后，刘某当场联系柴某前往该房间。待柴某抵达后，鱼某向其支付300元，正当两人发生关系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房间内的三人瞬间警觉，意识到可能是执法检查，为了逃避打击，他们匆忙交换了彼此的基本信息，试图统一口径应对。此时，柴某提出一个冒险的方案——从房间所在的12楼阳台，转移到楼下11楼的阳台，以此躲开可能的检查。

没人预料到，这个临时决定会酿成悲剧。在柴某尝试从12楼向11楼转移的过程中，意外突然发生，她从高空径直坠落至1楼地面，当场失去生命。后续公安机关介入调查，通过现场勘验、尸体鉴定等流程，最终排除了他杀可能，确认柴某的死亡原因是高空坠落导致的颅脑损伤，属于意外坠亡。

悲剧发生后，柴某的家人陷入巨大悲痛，他们认为鱼某和刘某对柴某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遂向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家属在起诉状中称，当时为了帮助柴某转移，鱼某和刘某曾一起抓住床单的一端，柴某则抓住床单的另一端，试图通过床单将柴某从12楼吊至11楼，正是这种协助行为的不当操作，才导致柴某坠落，因此两人的行为构成侵权，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

面对家属的指控，鱼某和刘某却有着不同的辩解。鱼某辩称，柴某从事的卖淫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明确禁止的违法行为，且柴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清楚知晓逃避执法检查的后果，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爬窗转移这种危险方式，相关损害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，与自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。刘某则表示，柴某并非首次涉及卖淫行为，此前曾因同类行为被行政处罚，作为有过相关经历的成年人，她完全清楚从12楼爬窗转移的危险性，当时自己已经明确劝阻过柴某，但柴某不听劝告、执意为之，最终导致坠亡，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审理过程中，并未简单以“双方行为违法”为由驳回诉求，而是结合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、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、现场照片等证据，对案件事实进行了细致核查。法院最终认定，刘某和柴某共同向鱼某提供有偿性服务的事实成立，遇检查时柴某提出转移想法并明确向鱼某、刘某求助，而两人确实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相应的帮助，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。法院指出，鱼某和刘某的帮助行为，在主观上存在过失——他们应当预见高空转移的危险性，却未及时制止，反而提供协助；这种过失或放纵的态度，与柴某的死亡结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，因此两人对柴某的死亡存在过错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同时，法院也充分考虑了柴某自身的过错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柴某明知从12楼阳台转移至11楼存在极大安全风险，却为了逃避执法检查，主动提出并实施该危险行为，对自身死亡结果负有主要责任。综合双方的过错程度，法院最终酌定责任比例：柴某自行承担70%的责任，鱼某和刘某共同承担30%的责任。基于这一比例，法院判决鱼某、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柴某家属赔偿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精神损害抚慰金、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，共计335654.34元。

判决结果公布后，不少网友围绕“违法行为与民事责任的边界”展开了理性讨论，观点呈现出多元且务实的特点。有网友支持法院的判决逻辑，认为“不能因为柴某的行为违法，就忽视鱼某和刘某的帮助过错”，他们表示：“12楼高空转移的危险显而易见，两人既然提供了帮助，就该对风险承担部分责任，30%的责任划分既没纵容违法，也没漠视生命。”也有网友对责任比例提出不同看法，认为“柴某是主动提出并实施危险行为，且有过被处罚的经历，对风险的认知比普通人更清晰，70%的责任是否偏低？”，还有人补充道：“逃避检查是柴某的自主选择，两人的帮助可能只是次要因素，责任划分需要更细致地考量‘帮助行为’与‘死亡结果’的直接关联度。”

另有部分网友聚焦于“违法活动中的民事赔偿边界”这一核心问题，提出“即便双方都涉及违法交易，也不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”，他们解释道：“法律否定有偿性交易，但不否定生命权——只要鱼某和刘某的帮助行为客观上增加了柴某的死亡风险，就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，不能以‘行为违法’为由完全撇清责任。”还有网友从安全警示的角度反思：“无论遇到何种情况，高空转移都是极度危险的选择，此案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：面对检查时，试图用极端方式避险只会得不偿失，生命安全永远比逃避处罚更重要。”

这起案件的判决，本质上是法律对“过错与责任”的精准界定——即便事件源于违法的有偿性交易，也不意味着生命权可以被轻视，更不代表参与方的行为能脱离法律对“过错”的评判。鱼某和刘某的帮助行为，无论初衷是逃避处罚还是临时协助，客观上为柴某的危险行为提供了支持，存在无法推卸的过失；而柴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仍选择极端方式，自身需承担主要责任，这一划分既体现了对生命权的尊重，也没有纵容违法行为。

此案更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违法行为背后的潜在风险：任何时候，试图通过违法手段获利或逃避责任，都可能伴随不可预估的代价；而面对突发情况时，忽视安全、选择极端方式避险，最终往往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生命安全是所有人的底线，这一点，无论在何种情境下都不应被遗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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